1.2，宪法依据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长期历史的选择、长期执政取得的成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决定的，中国人民通过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法律权威和法律效力的宪法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行政复议的行政性表明行政复议是行政内部层级监督行为。[21]参见王万华：《以行政复议权集中行使为基础重构行政复议体制》，载《财经法学》2015年第1期。
[55] 我国行政复议委员会与日本行政不服审查会相比较：（1）在定位上，二者都将复议委员会定位为咨询机构，能够避免试点中复议委员会难以发挥议决作用的弊端，同时也与首长负责制相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行政复议资源配置，推进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7]随后，黑龙江省和北京市率先开展行政复议委员会试点。[37]同前注[5]，应松年文。因此，除了上面提到的说明理由并记录于决定书外，必须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咨询意见以及复议机关不采纳咨询意见的理由：（1）可以参考法院审判委员会意见公开制度，通过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复议决定书的方式公开记载于其中的咨询意见以及复议机关不采纳咨询意见的理由。
（3）考虑到咨询型复议委员会是试点中复议委员会的主要表现形式，将复议委员会定位为咨询型，也是对试点经验最好的总结和吸收。对于行政复议委员会应当促进行政复议公正性的认识，从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中也可以找到依据。一批西班牙船主认为英国1988年商船法这一要求将他们的商船排除在英国水域之外，以违反了有关建设自由和反歧视的欧共体法为由，于1989年向英国法院提起诉讼，所以本案也被成为渔业案（the Fishing Case）。
但是，初判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仅仅是成员国法院实际上尊重欧洲法院的判例法。宪法同一性有强烈的规范意涵，目前只在德国宪法理论和教义上有成熟发展，现实中典型的裁判活动就是通过不可修正条款（Unamendable Articles）来审查宪法修正案。国际公法的意义上使用欧洲公法概念，见何渊、邓念国：《论公法在欧洲一体化中的作用》，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39-42页。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对其国民及其自身都有约束力的法律实体。
欧洲公法组织（European Public Law Organisation，EPLO）这一学术机构，创立于2004年，三年后开始实质运作。此外，目前研究对《里斯本条约》的宪法面向也有所探讨。
《欧洲联盟条约》第5条第2款看上去像是在暗示成员国是条约的主人（Masters of the Treaty），但欧洲法院采取的解释路径却恰恰相反：确定欧盟权能的边界成为了欧洲法院的职责。1980年，欧洲法院做出判决，否定了理事会通过的相关立法，并判定：基于欧共体的条约规定而向欧洲议会咨询的程序本身，就是为共同体的法律手段提供合法性。同时亦注意到里斯本判决中关于欧盟不具有自裁权能和欧盟基于民主赤字而合法性不足的关键要点。本文旨在回答的问题是若将欧盟的公法制度发展视为一个演进中的宪法秩序，在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语境下，宪法特质教义的出现对欧盟公法的现实处境意味着什么？同样在现实中，以宪法特质教义为线索，欧盟公法框架在历史-制度的视角中为我们呈现了何种权力结构及其内在张力？本文意在证明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法院持续表现出对一体化进程中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的警惕。
成员国应服从共同体法院的裁决。从马斯特里赫特判决开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查共同体法的核心理由包括：持续存在于德意志人民之中的国家主权，对于欧盟机构有着不言而喻的约束，所以审查欧盟机构的权能必须留给成员国宪法机构。授权原则亦诞生于《罗马条约》，内涵是共同体各机构在本条约所授予的职权范围内采取行动。进入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欧洲一体化政治框架的逐渐成型，欧洲法院开始发挥横向的政治功能：审查并判断理事会与欧洲议会之间的争议，并由此确认了欧洲议会在共同体立法上的权威地位。
不仅如此，对共同体公法体系下基本权利保护实际上是欧洲法院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共同参与的连锁结构（Interlock）。首先，Constitutional Identity此前已经译介为宪法同一性，作为宪法修正的对立概念。
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一个显著的张力是成员国法院与共同体法院之间的冲突，最典型的行为表现是成员国宪法法院在关键案件中根据本国宪法挑战共同体层面的立法或政策，甚至审查事关欧洲未来政治蓝图的基础条约本身。9. 新近对于中国司法权运行现实的经验研究，见程金华、柯振兴：《中国法律权力的联邦制实践——以劳动合同法领域为例》，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第1-17页。
2014年正在酝酿脱欧的英国，最高法院就已经也加入了宪法特质法院的阵营，用本国宪法秩序限制了欧盟法的最高效力。然而《罗马条约》在生效之初，甚少有人能预见到，它起先作为国际条约为欧洲经济一体化提供的制度设计，在自身演化中经历了《罗马条约》的宪法化，即国际法上约束签约主体的条约，在成员国法律体系中内获得了直接效力与最高效力，于是依据条约组成的国际组织也开始发展成为拥有独立公法秩序的共同体。这一高级机构本身，与同时成立的六国共同议会以及条约开辟的共同体独立税源，使得煤钢共同体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6. 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与武汉大学法学院曾于2019年5月11日在武汉举办宪法学与经济法学的对话：经济宪法的当代使命学术会议。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有退出欧盟的法律机制，英国上院对欧盟法主权限制的担忧不是绝对的，为了履行国内法与欧盟法的协调一致的成员国义务，议会也因此不再拥有单方废除与欧盟法相关的立法权。2021年4月，比利时宪法法院经历了四年审查之后，采纳欧洲法院对于案件所涉欧盟立法的解释，宣布国内《数据保留法案》（Data Retention Act）因无法满足欧盟电子隐私指令（e-Privacy Directive）要求的个人数据处理程序和隐私保护要求而违宪。
然而在这两个奠基性的案件之后，共同体法律秩序却并不乐观。论证立足于国家主权、国家的本质和国际合作的现实所组成的逻辑三角，置于这个逻辑三角核心的是加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与1958年宪法秩序的紧张关系：人权与国家主权是1958年宪法的核心关切，而法国人民才是主权者。
但政府间主义并没有退场，《罗马条约》使得成员国组成的部长理事会成为共同体的立法和决策者，任何立法倡议，未经部长理事会通过就不能成为共同体的决定或立法，尤其在重要问题上须部长理事会全体一致，从而使这些立法决策仍属于政府间协商。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保留了欧洲法院的官方名称欧洲共同体法院，欧洲法院的直接司法管辖遂仅限于第一支柱欧洲共同体，涉及经济、社会、 环境等政策。
这样分散的研究现状不仅客观上容易割裂研究视角，而且可能遮蔽关键议题上的意识，不利于域外公法学术资源的积累与我国比较宪法研究的推进。在这样的宪法架构下，欧盟自身可能的宪法特质也需要定义，并且一旦经由欧盟层面的司法裁判定义，欧盟自身的宪法特质也需要免遭欧盟层面政治妥协的变动。
此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合作一直是政府间合作而非超国家机制。并且认为如果对欧盟权能采取一个扩张解释的观点，则非常危险。在这份判决中，《基本法》的宪法特质站在了欧盟成员国的权能和欧盟权能之间，联邦宪法法院得以在国内宪法秩序中的审查二者权威。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4条：联邦可以通过法律将主权权利让予国际机构，联邦将同意对自己的主权权利作某些限制，以便建立和确保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有一个和平和稳定的秩序。
在现有的英文研究中，近十年来不断将里斯本判决作为重要研究对象的欧洲公法，其发展日趋完备，主要关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宪制结构发展问题，包括宪法性条约在成员国的实践。同时，这一论证进路也体现了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高度警惕《里斯本条约》可能使得欧盟拥有整体性的国家权能。
11. 最新一份从宪法教义学的角度涉及Constitutional Identity的专著，见黄舒芃：《什么是法释义学？以二次战后德国宪法释义学的发展为借镜》，台大出版中心2020年版。刘晗：《逝去的欧洲公法》，载《读书》，2018年第7期，第11-18页。
在经典人民主权进路中，制宪权成为了该判决击败欧盟政治合法性的武器：德国主权属于她的人民，任何要更改《基本法》核心的宪法变迁必须得到由德国人民批准而不是联邦议会，因为前者拥有高于《基本法》的原始权力。20. Ibid., P416. 21. Christian Tomuschat, Lisbon - Terminal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Zeitschrift für ausl?ndisches ?ffentliches Recht und V?lkerrecht/Heidelber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70, 2010, p.251. 22. 作者将系列判决整理如下：意大利宪法法院判决：183/73 Frontini, 27 Dec. 1973。
同时期的主流观点对规章具有直接效力并无异议，但对于直接效力原则是否能扩张到指令则保持相当的谨慎，理由是：《罗马条约》第189条区别设立了规章和指令，规章从规范本质上说蕴含了直接适用的特质，然而指令仅仅是依赖成员国政府来执行条约的其他内容。欧洲法院通过前述两案证立了共同法的直接效力和优先效力的两个奠基性原则，这两个案件至今也都是欧洲公法研究言必称的开山案件。自2009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里斯本判决开始，宪法特质迅速成为欧盟成员国裁判本国宪法秩序优越于欧盟法的典型教义，而且还对欧陆的比较宪法研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8. 程卫东：《里斯本条约：欧盟改革与宪制化》，《欧洲研究》，2010年第3期，第14-15页。
12. 迄今为止最典型也最全面的同主题研究，见Gary Jeffery Jacobsohn, Constitutional Ident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Micheal Rosenfeld, The Ident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Subject, Taylor and Francis, 2009.相较于前述两个将宪法本身作为分析对象的文献脉络，Rosenfeld关于Constitutional identity的研究更多关注什么群体或者政治组织构成了宪法上的主体，更多体现了概念回溯时无法避免的早期研究意识，而非研究宪法同一性或者宪法特质的核心文献。170/84 Granital, 8 June 1984. 这两份判决较早确立了意大利本国宪法秩序中基本原则和人权保护得限制欧共体法律在本国适用的教义，因此也被称为反限（counter-limit; controlimit）教义。
同样，欧洲法院论证了共同体法的独立性与优先性，认为共同体条约构成的法律体系在条约生效之时即成为成员国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各国的法院需要执行。而联邦宪法法院进行宪法特质审查的权力根植于并没有授权德国国家机关牺牲这个国家的同一性（Identity）。
共同体法院后来通过其有关裁决，推动共同体一体化向超国家方向发展。然而仅仅两个月过后，1970年12月欧洲法院在SACE v Finance Minister of the Italian Republic一案的判决中转而证立：即使一项指令没有转化为成员国国内立法，也对成员国具有直接效力，并且一步到位地同时证立了指令的水平效力。
